文艺百家陈旭宏童年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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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散记

客在里

最近少阅读,多伤感。杳杳冬日里,若不是借着内心的火把,怕是早已变得虚无了。昨晚和家人视频,大姐说起幼时的光景,遂不免引得众人记忆奔突。我自然也不能例外,思力逐渐弥漫,便泛滥了开来。那时家里很穷,一家五口人,两大三小,父亲、母亲、大姐、二姐和我。生活的路上,虽然坎坷,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没有离弃,都是相互依偎、彼此取暖,借以抵挡贫穷的年岁里那些刺骨的寒冷。虽然苦涩,但也彼此相亲、彼此相爱。父亲是民办教师,要去教书,时常也因为工作的事务而不能在家。母亲除了带我们姐弟三人,还得操持家里,忙里忙外,上山下地地忙活,所以也少有陪伴。一路漫长的童年时光里,我最忠实的玩伴和照料者便是大姐和二姐。幼时她们时常轮换着背我,带着我一起串门、一起去找她们的玩伴。二姐因只比我年长两岁,所以本就瘦弱的她在背着我的时候就显得很是吃力,因而便常有姐弟俩一起摔跤的事情发生。最严重的一次,二姐背着我滑倒在了大妈家门口的石板上,摔破了弟弟的头。当然,更多的是我们姐弟三人一起的玩耍。我们经常在自家的土炕上和院子里,在村里的打麦场和花花绿绿的田野地头,在泉水旁和小河湾,在村旁的小草坡和护林里,借着打沙包、捉迷藏、抓蝴蝶、采野果和掏鸟窝等,尝着酸甜苦辣的风风雨雨,涉渡着阴晴不定的春夏秋冬。虽是如此,年幼的我却总是失了玩伴,落得孤零零的一人,独自哭泣、独自玩耍,独自玩小狗、看蚂蚁、看云朵、看大山之外的大山。母亲曾说,在我刚会走路的时候,差一点就发生事故。因为家人都去下了地,我独自午睡,无人照拂。再醒来之后,便自己挣扎着下了炕,歪歪扭扭地扶着墙,一步一步地从家里走到了村口。彼时,适逢夕阳时段,村里的牛群都下了山,竞相从我所站立的路上走过。这一幕,遥遥地被将欲回家的父母看到,母亲也因此吓得瘫软。所幸动物有灵,绕开了无助的赤子。等牛群过后,我依然好好地站在村口的道中,哭喊着醒时就已不见踪影的母亲。童年的时光总是很慢,我总是一天比一天迫切地希望着自己的长大。这一路,最温馨的记忆,莫过于四岁那年的一个冬日,一家人蜷缩在温热的炕头,母亲作为我的启蒙老师,指着自家的中堂,给我教“朝辞白帝彩云间”的情景。或许也正在对这种温馨的眷恋,在往后的时日里我便在不觉中背完了《唐诗三百首》,进而赢得了父亲和母亲的赞扬和骄傲。不谙世事的孩童也不知天高地厚地给自己起了笔名“赛李白”,并时时开口闭口地草创着那些不讲平仄、辞藻和意境的“歪诗”!因为家境贫寒,孩子又多,而家里的收入却又非常微薄,所以家里的很多事情便都需要一家人进行细致地规划和拮据地实施。尽管如此,家里的光景也时常会遭遇困窘的局面。母亲细致,父亲粗糙,所以他们往往会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而发生口角,吵架自然也就成了并非鲜有的事。正应了那句“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老话。或许那时的他们还太年轻,或许也是因为他们彼此忍让得太久,或许是事情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所以免不了总会激化矛盾,导致在父亲去学校之后,总有那么几次,母亲都欲带着年幼的我准备离家出走。大姐毕竟稍长,也很懂事,常常会拽着母亲、守着母亲,好几次都有一守就是一天的情况发生。稍幼的二姐也隐隐地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也常常一起守着,并抽时间去宅基地或村口的泉水路上捡拾零落的李子、桃杏和核桃之类,拿来姐妹两个解馋充饥,以备守着常常被大妈劝阻进自家的母亲,不让她在父亲去学校的间隙里带着年幼的弟弟“颠山”而去。许是她们害怕,害怕家庭的破碎,害怕因为自己的疏忽而走失了母亲,进而成了没有母亲的孩子。幼时最喜欢季节便是夏季,除了可以玩水和多食蔬菜之外,还可以吃很多的水果,比如西瓜。可西瓜却并不是本地能产的,所以也算是稀罕水果。每年吃西瓜的当口,正是麦收的时节。因那时的钱是很值钱的,除了时常缺少,也便是剩余得不多,要留作他用。所以获得西瓜的方式也常常是拿自家的小麦去换。可那时的年景里,常有的是农家的青黄不接,所以家里一般也没有什么余粮以备来换取。但温情的父母往往也不总是会拒绝孩子们的希翼。这种例外也常常是麦收的时候。麦收时,在麦垛集聚和上场码摞的过程中往往会掉落些许麦穗和脱粒的小麦。所以姐弟三人便自发地去公共的田间路上和自家的麦地里捡拾遗落的麦穗,并在打麦场上将自家一天来因为绳头和脊背而掉落的麦粒仔细地打扫干净。一天一天地将它们积攒下来,等到渐成气候的时候就让父亲拿一些去换来一两个西瓜,然后全家人温馨满满地围坐在一起,中午半个,下午半个地分食,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得干干净净。等到西瓜吃完,皮也总是舍不得喂猪或者扔掉。母亲抑或是大姐将它们重新拿回案板,去了坚硬的外壳,切成丝,撒一点大香、花椒、盐和少许熟油,搅拌均匀,便是难得的凉菜,拿来下饭,清爽可口,分外香甜。至今,我对于幼时家中食物的记忆大都停留在土豆、白菜、黑面馒头和黑面饭。至于白面饭和白面馒头,则都是在少有的时节才能吃到,比如过年,比如来客,比如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因为缺少油水,一家人,除了母亲,饭量都很大,而我尤其能吃,总感觉吃不饱,也总嫌弃母亲做的饭太少。我因顽劣,消耗也快,等玩一圈回来,总是叫嚣着饿。这或许就是如今我食量依旧惊人的旧因。家中因我最小,父母和姐姐对我都很娇惯,于是我也便有意无意地恃于家人的宠溺和自己的犟脾气,家里每一顿饭食的 碗也总必须是我的。念及此事,每每羞愧难当。因为自己挑食,也因为饭食的单调,小时吃饭的记忆便常常停留在垂泪的间隙。父亲要去教书,家里大多事务便都是母亲一人或者姐姐协助着在打理,所以后来我便理解了为何母亲总会有那么多的辛酸和怨言。母亲忙于田地、喂猪、养鸡、赶制一家人四季的衣物和鞋子,屋里屋外地忙来忙去,所以一家人吃晚饭的时候经常都会入了夜。那时不知体谅,老是抱怨吃饭太晚。因为白天玩得野或者因上学早起而睡眠不足,所以在我记忆里一直停留着一个片段:一个孩童趴在门槛上一边打瞌睡一边吃饭。当然,因为打盹而导致打碎饭碗和饭撒一地的事情自然也是时有发生。不可避免地,我也会因此而领受母亲的一顿胖揍。而父亲却经常奉行着“吃饭时不能打孩子”的口头禅,一直温和。凡此种种,致使幼时的我和如今的我对食物常常会抱有默默的温情和深深的歉意。自打降生,我就生得黝黑,相貌也是平平。爱开玩笑的母亲也偶尔也会嫌弃幺儿的丑陋。这不免总是给幼小的孩子带来了不可消除的困惑,老是去问父亲,而得到的答案也总是一句不丑不丑,很好看呢。然而,这似乎并没有说服当时幼童的内心。久而久之心里也就接受了母亲对自己外貌的评判。每次去三奶奶家玩,宠溺后辈的她也总是会说孩子最近又好看了几分。此时,雀跃的孩童便会匆匆跑回家,幸幸地告诉母亲三奶奶说他好看的“事实”。这不免引发一阵家人的哄笑,再得一句真的变好看了的肯定之后,便笑着、跳着去找一起的玩伴。但是黑总是变不了的,因而从小便得了一个“黑商户”(商户,在我们土话里是有钱人的代称。)的外号,乃至一直向父母鸣不平。他们时时宽慰我,说假如以后你能成为一个有钱人那也是好的。于是就信了父母,不再和玩伴们计较,遂一直对此变得坦然。因为自己最小,也或许意识到自己是家中三个孩子中 的男丁,那时的我很是顽皮,常常在姐姐干活的中途出来捣乱。她们没有办法,常说我是隔壁村子里一个叫“麻根香”的人的孩子,是被他们遗弃,而被稀罕儿子的父母捡回来的。起初自己还不太相信,后来人人都说,乃至连母亲也出来作证,导致年幼的孩子当了真,哭着喊着离家出走,去找自己失落的母亲。幸而被从地里回来的父亲拉住,抱了回来,除了训斥了她们一顿之外还义正严辞地作证我是他亲养的孩子才算事了。这一小事,虽然了结,除给家人留下些许笑柄之外,还给我的童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每每在家中遭遇伤心和委屈,我总会不由自问到底是不是父母的亲生,也时时会和父母保持一定非常难言的距离。母亲要强,家里的一切开销,除靠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之外,都想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来供给。家里一年喂一口猪,到了年底要么整猪卖掉,要么自家请人杀了,卖肉,所得的钱拿来贴补家用。自家余下,拿来过年的,往往是少许的猪肉、一个猪头和些许下水。所幸的是,几乎每年我都能获得一个猪尿泡(猪的膀胱),清洗干净,和伙伴们一起,用麦秸秆吹圆,再偷了母亲的线,扎紧,当球踢,一玩就是整个腊月。在养猪漫长的年景中,母亲和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常常因为饥饿而嘶吼的猪倒食。猪吃的饲料,要么产自家中自留的菜地,要么是田间生长的野菜。所以,幼小的姐弟三人便老早地就能清晰地分辨出除自家所种的甜菜、蔓菁和白菜之外的蔓介(油菜)、水芹、苦苣、麦萍、仡佬(蒲公英)、尿蒿、水蒿、芨芨蔓、仙麻、拉拉白菜、灰条(藜菜)、牛榜叶、野荞芽……姐弟放学之后,除了帮助母亲烧火做饭之外,最主要的工作便是给猪拾菜。其时,村里大大小小的玩伴,除了一起上学和玩耍之外,做的最多的或许也就是拾菜和放牛了。除了养猪,母亲还养了一大群鸡,大多都是外婆从家里带来的。它们除了给贫穷的一家人添点营养和荤腥之外,还负担着家里的漏洞和大大小小的零用。逢着闲时农历二五八的日子,母亲常常提着一篮子白花花的鸡蛋去赶集,将它们一个半、两个半或着三个半地卖掉。除换回火柴、盐和调料之外,还将剩余的钱一次次地积攒起来,给我们交学费、买文具。如果实在需要钱,母亲还会抓一只或几只肥硕一些的公鸡,在集市上给鸡的头上插一根麦草,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卖掉,但老母鸡是万万不能卖掉的。记得有一次,母亲回来告诉我们,市场管理员是一个熟人,免了她一块五的交易税。她很高兴,回来的时候还很 地给我们姐弟三个一人买了一个包子。她也常常会因为没交税而高兴一阵子。因为家里养的鸡比较多,所以总有自家的鸡跑去别人家下蛋或者被别人扣下的情况发生。那时,我们姐弟三人常常会去别人家的草垛和闲置的屋舍里去找寻被遗落和走失的那些比金子还要贵重的母鸡和鸡蛋。所有童年的画面里,至今仍有一幅,让人觉得异常珍贵,每次翻看,不免让人泪垂:空旷的院落,一间被烟火熏黑的厨房里有姐弟三人,正围着一个漆黑的茶壶,冒着热气的水里有两个鸡蛋。他们或许得到了允许,或许没有。他们或许正在商量:弟弟吃一个,两个姐姐共分一个;他们或许正在商量:今天吃一个,明天吃一个,弟弟吃蛋黄,姐姐分蛋白;他们或许正在商量:姊妹三人吃一个,给爸爸妈妈留一个。入冬之后就是农闲,可贫寒的人哪里会有空闲的时候。母亲天天都会待在家里,坐在炕上给我们一家人绣鞋底、做鞋子、织毛衣和缝棉裤等。虽然要不了多久父亲也会放假,我们一家人总算可以一个不少地待在一起。但是隆冬的早晨,父亲往往是缺席的。他常常半夜起床,吃一碗母亲做的简易面条之后,和村人们结伴进山,寻山货、割木条、劈竹子和砍柴火,再将它们从山上背回家,制作成简易的成品,再背到集市上卖掉。真正待在一起的时光就是快要过年的时候。因为要置办年货,父母常常会在偶尔的闲暇里,遇着逢集的日子去乡上赶集。因为手头紧巴,他们从不肯轻易地购置任何一件物品,哪怕实在需要,他们也会问遍市场上所有同一种类别物品的具体价格,仔细比对质量和所值之后, 再很慎重地购买。正是因为这种习惯,导致他们总是会在集市将散的时候才踏上回程的十里乡路。正午过后就开始等候的姐弟三人,火急火燎地站在村口,逢人就问有没见着自己未归的父母。原本老实巴交的乡人却总是开了玩笑,说他们的父母不小心踩破了别人的秤砣,被人生生地扣了下来,回不来了。这让年幼的三人又是一阵热锅蚂蚁般的担心,本想结伴去找父母,可又想起了父母临走时的交代,不可走出村口走上大道,否则就会被陌生人拐跑。纠结着纠结着,在天将黑尽之前,久久期盼的父母总算也是姗姗来迟,两个姐姐拉着早已垂泪的弟弟,幼小的心里又是一阵期盼实现的欣喜。三人跑将过去,拽着父母的衣角,一起朝家里走去。所有的年景里,唯有一次,过年的时候,父亲和一起的一个同事去了西安,看守因为停工而空荡的建筑工地。那年的冬天很冷,至于过年的具体情景,至今已难以具数,残存的印象也都是七零八落和片片断断的冷清。 印象深刻的是那年的对联是母亲写的。过完年之后,学校开学之前,父亲回来了。他除挣了一些比他平常一个月的工资多出几倍的钱之外,还给我们姐弟三人买回了三个非常时新的书包、三个双层的文具盒、三把彩色铅笔和三个卡通橡皮,除此,还捡回来了一袋西安人过年时遗落的花花绿绿的气球。关于书包,大姐的是深褐色,皮质,带拉链;二姐的是白色和酒红相间的条纹书包,硬布,带拉链;我的是军绿色,帆布材质,带拉链。开学之后,我们姐弟三人便同时成为了全校的一道风景,自然也就成为了同学们羡慕的对象,因为学校里还没有谁背的书包是双肩的,还没有谁用的铅笔盒是双层的,还没有谁用的橡皮是带有卡通图案的,还没有谁用的铅笔是从遥远的西安买回来的。或许正是因为前期家人的宠溺和娇惯,稍谙世事之后,原来胡闹的孩童便也开始渐渐收敛,老早便也懂得了家境的贫寒和父母的难处,遂很早就投入到了生活的劳作和忧虑之中。下地干活、放牛砍柴、挑水做饭和上学读书等,都做得要比村子里其他同龄人好一些。或许正是那时,幼小的心里便慢慢地开始长成后来被命令为骨气和骄傲的东西。(.1.8,兰州)作者介绍:客在里,本名陈旭宏,年生,滩歌下书房人,诗人,有诗集《滇行集》出版,滩歌乡语特约作家。滩WUSHANTANGE歌中国·武山城乡聚焦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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